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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导游词（精选3篇）
湖南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导游词 篇1
欢迎各位来宾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参观。这里原系民国7年(公元1920**年)芬兰牧士建的天主堂，3栋共15间木结构平房，四周有砖墙环护。1934年11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一举解放大庸县城，于26日成立临时省委，12月1日在天主堂内成立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领导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31个县的反围剿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封建势力，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为缅怀先烈功绩，弘扬革命精神，中共张家界市永定区委和区政府于91年夏发动募捐修复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旧址，并新建纪念馆，于1993年12月26日落成开馆。
纪念馆占地面积28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东头是三堵矮墙围着的一栋木平房，三间小屋曾住过任弼时、贺龙、萧克，黑漆桌上的桐油灯作证，一代英杰曾在这里彻夜运筹。西头是可容纳200余人的省委礼堂，当时省委扩大会和省直各部门的会议均在此召开，现已辟为将军馆，166位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留下英雄足迹的新中国将帅的照片挂满墙壁。纪念馆大门左右，一字排开11间办公室，当年3大机关13个直属部门均在此办公。庭院正中是根据我国著名雕塑家潘鹤的作品《艰苦岁月》凿制而成的一尊双人石像，小红军抱着高过头顶的步枪，依偎在横吹短笛的老红军膝头，似在入神地倾听。雕像后面是纪念馆主楼，内设三个展室，陈列着223幅大型图片和100多件革命文物，再现了根据地的光辉斗争史，反映了根据地军民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和高尚情操。萧克将军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
第一部分 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的初创
193年11月，由于王明“左”倾路线错误和敌人的大举进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红三军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不得不转战鄂川边。
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听湖北咸丰大村召开会议，决定“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此后，红三军在湘鄂川黔边转战，寻找立足点。
1934年5月，红三军西渡乌江，进入贵州。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贵州沿河枫香溪召开会议，决定在黔东创建根据地。7月21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黔东根据地的建立，为红二、六军团会师和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第二部分 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的全面形成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经过艰苦转战，进入黔东，24日，与红三军在印江木利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团联合行动，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与建立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决定发动湘西攻势。
1934年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从四川南腰出发，向湘西挺进。11月7日，攻克永顺县城，湘敌何键急令湘西军阀陈渠珍派兵堵剿，陈纠集三个旅，约一万人的兵力向永顺扑来。红军决定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主动放弃永顺县城，退至城北90里的十万坪地区设伏。16日黄昏，尾追之敌进入伏击圈，我军奋起痛击，歼、俘敌3000余人。我军乘胜追击，24日占领大庸、桑植。12月7日，进击沅陵，17日包围常德，攻下桃源。
由于湘西攻势的胜利，促进了新区工作的发展，红二、六军团控制了永顺、大庸、桑植的大部和龙山、保靖、桃源、慈利、常德等县的一部，并占有大庸、桑植、永顺等县城，开辟了湘鄂川黔边根据地。
第三部分 根据地省委的成立并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
1934年11月26日，奉中共中央电示，在大庸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任弼时为省委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萧克及张子意、刘士杰(后叛变)、周玉珠为省委委员，同时成立省军区，贺龙为军区司令员，任弼时为政委。还成立了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为**，夏曦、朱长清为副**。至此，以大庸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苏区省委成立之后，即着手领导开展建党建政、土地革命和扩红等项工作，同时还进行了必要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推动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第四部分 反围剿的激烈战斗
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红军的主动出击，给国民党政府造成了新的威胁，蒋介石惊恐万分，下令调集湘鄂两省的军队，集中了11个师又4个旅，共40多个团，约11万人的兵力，编成6个纵队，在地方保安团的配合下，对根据地发动“围剿”。
针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我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严阵以待。1935年1月，敌军向根据地进攻，我红军主力班师大庸休整。2月上旬，红军在慈利设防正面阻击郭汝栋纵队失利，在大庸被李觉部乘机侵占。红军回师在大庸后坪鸡公垭设伏再打李觉部纵队失利，郭汝栋纵队乘机占领桑植。两个月的反“围剿”作战，由于对指示的“实行运动战，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的作战方针理解不深，而是从正面迎击敌人，以至一再受挫，根据地不断缩小，红军处境日益困难，二、六军团领导决定向北转移。4月12日，红军从塔卧、龙家寨向北撤退。这时，鄂军第五十八师第一七二旅进驻陈家河与我军遭遇，该敌贪功冒进，孤军深入，红军抓住战机，于14日予以全歼。敌师部和第一七上旅慌忙逃窜。次日红军又在桃子溪地区，将南逃之敌第五十八师师部和第一七四旅全歼，乘胜收复了桑植县城。红二、六军团因形势二转，决定放弃北撤计划，仍留原地坚持斗争。4月下旬红军主力东进，攻占江垭，红军主力又西云湖北，在咸丰忠堡歼敌第四十一师，活捉敌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8月3日，红军设伏于板栗园歼敌八十五师师部和两个团，击毙敌师长谢彬。8月8日在芭蕉坨一举击溃陶广纵队10个团。至此，湘鄂敌军被迫转入防御，敌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遂以失败告终。8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主动出击，先后占领石门、澧州、津市、临澧等县城，根据地和红军进一步扩大。1935年9月，湘鄂川黔根据地中心区域和游击区已扩大到东至洞庭湖西岸，西至四川酉阳，西北至湖北咸丰、恩施，南至沅陵，北至鹤峰，加上黔东和鄂川边两个游击区，人口约200万。红二、六军团发展到4个师12个团，约2万人。
第五部分 胜利实现战略转移
我红二、六军团的节节胜利，宣告了蒋介石利用湘鄂两省敌军“围剿”红军的计划已经失败。蒋介石气急败坏，以更加狠毒的手段布置新的“围剿”，于1935年10月8日，下令成立宜昌行辕，派陈诚任行辕参谋长，代行他的职权，以便统一指挥。宜昌行辕所辖兵力，达22个师又5个旅，130个团，20余万人，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30万之众。
当时，我红二、六军团主力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是总兵力也只有两万多人。在敌我力量相当悬殊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退出根据地，采取声东击西战术，直插湘中，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后，再转移至敌人力量较薄弱的湘黔边，争取在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分别在桑植刘家坪和瑞塔铺举行了红军突围誓师大会，除留湘鄂川黔特委和红十八师坚持根据地的斗争，牵制敌人之外，主力部队于当晚开始了突围行动。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战，我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1月进入贵州。留守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湘鄂川黔特委和红十八师，经过浴血奋战，完成了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后，也突破重围，于1月9日到贵州江口与六军团主力会合。一月下旬，二、六军主力继续西征，二月初，占领了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从此，结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史。
第六部分 先烈们的丰碑永存
在创建、发展、扞卫根据地和突围转战斗争中，我红二、六军团指战员舍生忘死，前仆后继与敌人浴血奋战，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红军撤离根据地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对革命力量进行疯狂镇压。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我革命干部、群众英勇顽强、宁死不屈，表现出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贞，其英名永垂青史，风范长励后人。牺牲在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的部队团级、地方县级的干部烈士就有53名，这就是他们的英名录(介绍图片)。
第七部分 老区大庸在中央领导和革命前辈关怀下的巨大变化
60多年过去了，昔日苏区省府大庸，自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全会以来，旧貌换新颜，尤其是开发旅游，张家界奇山异水大放光彩，使这里发展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央领导频频莅临视察，革命前辈纷纷故地重游，表达了对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无限深情和建设事业的密切关注。
湖南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导游词 篇2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名由原来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肖克将军题写，又称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委军区纪念馆，位于张家界市中心，解放路41号。是中宣部确定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已进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行列。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始自1933年冬，迄于1936年春，以湖南的大庸(今张家界永定区)，桑植、龙山、永顺为中心，革命活动区域达31个县市，人口达200多万人，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红二方面军创立的最大的根据地，也是中国红军长征以后在江南最后、最大的根据地，而这快根据地正式全面形成的标志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省委、省革委、省军委在大庸相继成立(后移址永顺、龙山)。
1934年11月24日，任弼时、贺龙等率领红二、六军团(后称红二方面军)一举解放大庸，11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电示，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区在此成立，任弼时任省委书记，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张子意为委员。与此同时。蒋介石在中央红军长征前进的方向，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调集了40万兵力，前堵后追，妄图一举“消灭”我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贺龙和任弼时等领导人认为：两军目前最紧迫的战略任务，就是积极行动，以策应中央红军转移。，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委、省军区决定继续发起“湘西攻势”，红二、六军团7000多将士12月5日由大庸南下，进击沅陵、桃源、常德，直接威胁在湘南防阻我中央红军的湘敌北侧。
在不到两个月的攻势中，我军将士前赴后继、浴血奋战，进一步推广了新的根据地，牵制了敌正规军及地方保安团共约30万兵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突围长征。在，湘鄂川黔省“三委”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团结一心，积极建立红色政权，组织地方武装，扩招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系统批判夏曦长达四年的：“左倾”路线错误，成功组织反“围剿”战斗，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战役。迅速发展壮大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成为了刺入国民党反动派“心脏”的一把“利剑”，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封建势力，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湖南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导游词 篇3
西安事变纪念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建国路69号(原金家巷1号张学良公馆内)。1982年，国务院将这里辟为西安事变旧址，并建立西安事变纪念馆，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原张学良公馆建于1932年，为东西排列三座三层砖木结构西式楼房，四周筑砌青砖围墙，大门开在北墙正中。东楼是机关楼，中楼是客厅、会议室，西楼是张学良居室。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逮捕了消极抗日蒋介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以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亲日派的阴谋，促成国共合作，团结抗日。12月17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同张、杨协商，与蒋介石谈判，迫使他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实现了由内战到抗战的转变，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后，即住在张公馆的东楼，在中楼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并和二人与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等谈判。止园是杨虎城公馆所在地，位于西安市北大街青年路北侧。建于1933年，主楼为传统宫殿式建筑。西安事变前夕，张、杨在这里密商发动兵谏，周恩来也曾亲临止园商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的事件。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厌恶内战，力主抗敌，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两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共产党及红军发生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蒋介石于1936年12月4日飞抵西安，要挟张学良、杨虎城：如不加紧“剿共”，即将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学良、杨虎城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两位爱国将领遂毅然决定实行兵谏。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的卫队交火。蒋闻枪声，仓皇越后墙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居城中的蒋介石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10余人拘押。张学良、杨虎城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8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与日本妥协。英、美帝国主义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宋子文、宋美龄委托英籍顾问端纳飞西安探视情况。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
中共中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恳切会谈，并接见各方人士，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22日，宋子文、宋美龄飞抵西安开始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会谈。24日，达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权利、联共抗日等项协议。周恩来曾会见蒋介石，蒋表示以人格担保，履行上述协议。25日下午，张学良护送蒋介石飞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实现团结抗日，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全国抗战的伟大转变。但蒋介石后来背信弃义，使张学良遭长期监禁，杨虎城惨遭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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